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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革命!现代性历史叙事:传统、革命、人性其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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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斐娟,1980 年出生于湖北,文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出版专著《后革命氛围中的革命历史再叙事》,现主持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社科项目各一项.

孙斐娟

文学与历史从来就是一对深度纠缠的互文性命题.英国小说家E·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曾经如此区分两者的关系,他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死了”是历史事件,而“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因悲伤而死”则是文学故事.[1]然而,从内在来看,不论文学还是历史,都在寻求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机制和时间意识,建构一种宇宙图式,试图为人类凌乱的生存秩序建立一种连贯的意义.作家的历史叙事,往往以虚构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刻画了其所在历史时段和地域方位上有关历史意义的思考.湖北是一个在近代中国的现代转型和革命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区域社会,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现代历史转型和革命斗争的故事占据了历史教科书的相当一部分的章节,那些醒目的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足以构成作家创作的丰富养料.

新世纪以来,经过20世纪80 年代以来宏大革命历史叙事的再反思,特别是整个社会进入市场经济的日常化和常规化时代之后,昔日以现代革命为正当性依据,以狂飙激进的现代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为文学历史叙事核心范式的文学创作日渐褪去了其光彩.湖北地处中部,经济和社会变革的程度、形式与作家本身的文化体认虽然都具有相当的中庸性,缺乏先锋式的文化探索意识,但是也深刻地感受到现代转型的裂变深度.[2]因此,作家开始从地域文化、传统天道和底层民众的艰难挣扎以及人性救赎的视角,抵抗激进的现代主义和革命意识形态在历史叙事中的霸权形态,在新的层面展开有关现代性、事件秩序与时间意识的叙述.也就是说,新世纪以来湖北作家的历史叙事,其核心密码在于重新发现现代转型过程中民间社会的内在秩序与人性的多重张力,以此找到解释历史发展事件的内在逻辑.本文主要以刘醒龙的《圣天门口》和方方的《武昌城》两部作品为核心,分析湖北作家现代性历史叙事的基本风格及其所呈现出来的叙事内涵.

一、《圣天门口》:天道秩序、现代革命与人性反思

刘醒龙出生在湖北革命之乡———大别山革命老区黄冈,从其经历来看,他应该能够深刻感受到现代历史转型,尤其是在革命的现代乌托邦名义下所发生的惨烈战争和社会斗争带给一个中部地区小县城民众的沉重灾难,尤其是不可回避的伦理撕裂和文化重塑问题.他于2005 年创作的《圣天门口》这部史诗性长篇历史小说,以20 世纪初到60年代大别山地区一个叫天门口的小镇上雪、杭两个家族的历史命运为底本,将家族故事、传统伦理与复杂人性以及现代革命紧密耦合在一起,通过对历史神秘性和人性复杂性的再编码和再叙事,表达作家对于中国现代历史转型的深刻思考.

刘醒龙的历史叙事新范式是在重新理解发生在传统中国城乡接合地带的乡镇社会现代革命事件的内在秩序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他讲述的故事试图将来自异域的西方现代革命言说与汉民族文化的天道秩序和民间伦理杂糅起来,并在现代性革命的历史大叙事中将革命置于中心位置的历史观念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调换,即现代革命意识形态和历史观不再是一种自足的、进而逐步瓦解传统社会和精神秩序的现代弥赛亚,而不过是千年传承的天道秩序的另一种展现方式.这里的所谓天道即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某种自在的神秘力量,它以超越非凡的力量来赋予人间的各种善恶、正义与非正义之争以某种合理的秩序,胜负分合都难以逃离其掌控.它的神圣威严不可藐视,并非某种单一的政治理论或道德评判所能阐释.《圣天门口》在某种程度上用此来探究漫漫历史的复杂,以洞悉其幽微之处.

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制造了一种新的历史命运图式:新力量(特定社会势力或阶级)、新动力(阶级斗争或工业经济)和新的历史发展理想蓝图(未来美满社会或乌托邦).他借此突破旧的历史观对于社会变革方式的束缚,以制造出新的天道.然而,革命意识形态塑造的乌托邦并非一种全新的设计,超越现实生活的理想世界架构从中国古代开始就进入了人们的思想视野.历代的农民起义、知识分子的桃花源设计等行为中多多少少带有民族创世追求的色彩,在一定意义上表明的是乌托邦梦想在现实中坚韧成长的力量.现代革命的发生同样源于人们向往乌托邦的内心冲动,只不过这种冲动在经典革命历史叙事中被赋予了新的革命内涵和“天道秩序’,以此引领民众的思想和心灵,赢得他们对革命力量的支持,并动员他们参与到革命的实践中.

在《圣天门口》中,刘醒龙把现代革命实践与中华民族的创世神话并置起来进行叙述,用传统的历史事件来比附现代革命中相关的行为,以此观照现代革命的发生、发展、终结等问题.作家以汉民族的文化史诗《黑暗传》的创世结构为历史叙事的蓝本,以说书的形式从盘古开天地的创世神话开始,到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建立为止,讲述了中国跨越千年的民族传统发展进程.《黑暗传》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意蕴,体现的是传统的历史思维结构.这种历史认知方式和叙述结构散落在小说对天门口现代转型和革命进程的一系列事件中,构建了一条把握纷繁复杂的现代革命的隐性线索,并且在中国历史的总体性观照视野下,超越了现代革命具体的历史细节层面,在宏观的历史叙事上获得了象征性内涵.这种叙事结构赋予现代革命以新的意义和理解方式,与民族的创世追求天道秩序进行了有效的对接与糅合,抹除了中国传统历史观与现代革命历史意识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使之呈现出前后相连的一致性.同时,这种一致性还反映在小说对它们在追寻乌托邦梦想过程中所显露出的暴力、血腥、残忍一面的大量呈现共同点的强调上.

经典革命历史叙事秉持的是现代性的线性历史观和进化论思想,历史事实和发展尽管路途多样,但是最终会走向进步、解放和美好.《圣天门口》在传统与现代的对照中保持着叙述张力时,流露出对历史循环观念的认同.例如,小说中写到,杭九枫作为共产党独立大队的负责人领导农民准备在天门口发生暴动时,马鹞子率领的保安团自卫队试图用武力镇压,双方剑拔弩张、相互杀戮的情景即将出现,他们之间的斗争看起来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力量之间的较量.但是,小说在叙述这一事件之前辑录了一段民间歌谣,讲述的是舜的父亲、继母、弟弟一起谋害他的故事,以此影射杭九枫和马鹞子为代表的两方你死我活的厮杀.刘醒龙在古今故事的相互映照中洞悉了历史循环往复的秘密,正如作家借瞎子常天亮之口说出的:“一代代汉民族的兴衰,只不过是将一段段的历史,换上不同衣衫一次次地重演”.[3]小说在对遥远的汉民族历史的打捞中图绘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风貌,在揭开了被重重的迷雾所掩盖的历史真相的同时,也拓展了历史叙事的广度和深度.而且,小说中还写到,杭九枫和马鹞子分别娶了段三国的女儿丝丝和线线,因而,他们在血缘上有了间接的关联,与民间故事的血亲关系形成某种对应.而且,杭九枫在自己的孩子早夭后,将马鹞子的儿子视为亲生并善待他,在马鹞子死后更是如此,以此表明兄弟阋墙后的和解,渲染血统的凝聚力量.由此,双方基于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引发的斗争,被纳入到家庭血缘伦理的框架内加以描述,从而稀释了杭九枫领导的革命的现代性特征,也弱化了马鹞子行为的意识形态色彩.刘醒龙借助于汉民族的文化史诗描述使我们重新获得对传统的感知能力,从而跨越了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与古代历史观之间的思想鸿沟,建立起多向度重构历史的叙述框架.

此外,小说为了表现现代革命历史与古代历史价值追求上的共同性,还进行了诸多带有传统性特点和神秘主义的描述.例如,小说对地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神秘主义表现,运用圣母救世等神话原型来隐喻现实中的人与事.并且,赋予身为瞎子的说书人常天亮以超人的能量达到对天道的感应.常天亮的梦境中经常会出现在现实中即将死去的人的样子,就像先知一样能预知灾难发生的信息.小说塑造的气象学家柳子墨既能秉承天道,作出准确的气象预报,又能从自然的气候变化中知晓人世的变幻.自然万物的变化和人类的生存发展之间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当自然界有异象时,人间社会也会有重大的动荡.

柳子墨不管天门口发生了什么,每天都坚持观测气象预报天气,从不间断,以此表明他对天道的遵从,信奉人道应该合乎天道的理念.这些叙述蕴含着典型的“天人合一”的神秘主义思维方式,使现代革命思想在民族传统文化的映照下变得斑驳陆离,反而转变为传统天道秩序的再一次隐秘呈现.

刘醒龙通过深入到历史深处,不仅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找到了解释历史与革命的钥匙,并且也在对人性的反思中探寻到使历史与生活更美好的可能路径.小说用弘扬人类的大善大爱来化解革命和历史的残酷.不管时代怎么变化,天门口的小教堂都无一例外地被革命者或者反革命者占驻,它成为人们的心灵栖息之所.或者说博爱思想穿透了政治意识的隔膜而获得了人们的一致认同,它是革命之外更强大的精神追求和价值信仰.

刘醒龙在将梅外婆等人作为神圣信仰的坚守者和内心高贵道德的实践者加以塑造时,并没有因此一古脑地排斥其他的生命形式,而是在与人物平等的沟通中进入他们的心灵世界.实际上,雪家的女人和杭家的男人各有其可取之处,在历经数年的争斗之后杭家放下仇恨与雪家达成和解.他们在对各自执守的价值理念的反思中发现了对方品性中值得学习的地方,互补互融,这种精神上的沟通和对话是作家特别想要表达的,它反映的是人类智慧的深邃和心灵的宽广,暗示着社会向着光明的地方奔进的希望.

《圣天门口》正是在对各色人等异样人生和命运的书写中超越了解构主义的思维模式,表现了20 世纪中国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人与人之间和解的心灵诉求.它倡导人们在革命过程中珍视生命的基本价值和个体的差异性;在理想追求与个人的现实生活中保持适度的张力,真正实现历史进步与个人发展之间的协调和平衡,创造美好和谐的社会生活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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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武昌城》:大城裂变、历史迷雾与小民之殇

与刘醒龙宏大历史景观的展示能力和和深入历史深处的探索追求相比较,方方则没有表现出试图重构历史的企图.方方的写作起步和成名于20 世纪80 年代后期的新写实小说风潮之中.乡村生活经历的相对匮乏和城市底层生活经验的熏染,使得方方的创作紧紧地围绕着她生活的这座大城———武汉展开,她的关注对象也无一例外是这个大城中司空见惯的市井小民的悲欢离合和人生命运.

1926 年北伐战争时期的武昌围城之战,不过是纷繁的中国现代历史教科书中常常一笔带过的事件,历史学家也没有太多关注这个历史事件,它既不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也没有出现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人物和曲折故事,但是并不缺少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炼狱.对于生活在其中的市井小民、对战双方而言,这却是单用悲壮惨烈难以尽述的40天生命历程.《武昌城》分为《攻城》与《守城》两部分,上篇《攻城》以追随革命的学生罗以南和南军独立团连长莫正奇为主线,展现了北伐军在战争中的激情、信念、坚忍和牺牲;下篇《守城》以支持革命的学生陈明武和北洋军参谋马维甫为主线,记录了北洋军守城的困兽之斗,是日常秩序的崩塌和人性的荼毒.《武昌城》尽管也有关于攻城、守城的战争叙述,但是只作了侧面的描写,因此,围城战役只是背景,故事是那围城内外的人物命运和人性悲剧.用方方自己的话说:“就是想告诉大家,在我们居住的地方,曾经有过这样的往事,这些是我们应该记住的事情.”(《武昌城》附记)方方说:“《武昌城》所写战争场面的确不多.坦率地说,武昌战役本身几仗打得的确残酷无比,但更多时间是静态的包围.我对具体打仗细节自然不熟悉,之前也无写战争题材的经验.对于枪支弹药,更是相当陌生.只是,我觉得这部小说不需要详写打仗本身,我的本意是想写战争中的人,张扬人性中的大善大恶.”[4]

写历史小说,尤其是一段曾经发生过的事件的故事,作家往往会寻找事件的缘起、开端、发展、高潮以及结局,以事件内在的逻辑意义和因果联系为纽带,展示给读者,以表达作家对于那些混乱事件和纷杂人物行为的评判.特别是对革命历史的书写,往往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它主要讲述‘革命’的起源的故事,讲述革命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之后,如何最终走向胜利.[5]尤其是写战争,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站在特定立场上,将一方正义化而将另一方邪恶化的模式,通过如此对立并置,塑造英雄,阐释杀戮的正当性或者非正当性,这样,残酷战争中的死亡、牺牲以及难以描述的悲惨就可以获得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审美.这种写法,即便是在近年来已经经过人道主义改造的革命历史作品中,依然表现充分,在《历史的天空》、《激情燃烧的岁月》以及《亮剑》等作品中,叙事的历史道德价值判断是第一位的,残酷的战争和杀戮则因为这种道德价值的赋予而变成英雄的磨难史和英雄价值的展示场.

方方的《武昌城》拒绝这种历史的道德化描述,她要为笼罩在“大城裂变”的历史迷雾中的“人之殇”找到一个可以言说的空间,这无关乎历史的终极目的,无关乎战争双方的正义或者邪恶判断,进步或者保守的评定,也没有打算塑造英雄.在历史的探寻中,她找到了一串串的历史人物和死亡名单,作品的叙述,是要让这些名单讲出他们的经历和心灵历练.对于方方来说,北伐军和北洋军并不因为其旗帜不一样、历史命运不一样而先天就成为历史价值判断的标识,他们都是“大城裂变”时代的困兽,北伐军中不乏充满理想主义的士兵和军官,而北洋军也并非历史的邪恶化身,而且,在早前不久年代里,他们还是历史前进潮流的引领者呢.方方借用小说中试图阻止北伐军攻城的洋神父孟洋人的口说道:“我不希望看到数以万计的百姓死于你们的炮弹,也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家园毁于炮火.北伐军出征既以为民请命、救民于水火为说辞,倘若这拯救,要以牺牲如此之多的平民百姓为代价,又有谁相信你的拯救?中国古人说过,得民心者得天下.一旦有此屠戮行径,你们还会有民心吗?”而历史的叙事,一旦失去了道德伦理价值和正义与非正义的历史目的的背景,那些与这场围城战直接相关的大写的名字,如蒋介石、吴佩孚、孙传芳们,他们的各自理念和价值,能够为残酷战争中军士的牺牲、困城中百姓的苦难提供正义还是非正义的解释吗?他们盲目地参与进来,被动地承受苦难,并进入历史的垃圾堆.[6]方方在后记中写道:“守城和攻城,各有自己的角度,各有自己对事情的看法,也各有自己的痛苦和悲伤.战争将人性中的大善大恶都张扬了出来.我相信,无论是革命军还是北洋军,当兵从武,有人是为了解决饥饿,有人是为了反抗压迫,有人是因为天性尚武,也有人就是无可奈何.但亦有一些人,为的就是理想.这理想便是希望中国有个美好的未来.希望能用自己的一己之力让自己的国家和平安宁.他们的理想是相同的,只是选择不同结果也全然不同罢了.”[7]

《武昌城》既然放逐了历史正义的叙事价值,那么,在历史的巨大迷雾中,又怎么样来写这些亲历期间的种种人物和故事呢?以何种线索穿起故事呢?方方认为,虽然作品的《攻城篇》和《守城篇》在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上没有任何交集,但它们之间仍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它们是同一事件的两面.城里人和城外人有着密切的关联,他们被绑在同一事件上,他们的命运发生了什么,以及发生之后的结果,全都紧密相连.武昌战役本身是他们内在的最大联系.”因此,历史目的悬空后,人物关系和事件的线索就从超越时空关系的抽象正义观和道德价值,转变为道德无涉的时空场域.而在这时空场域中的人,则因战争对日常秩序的冲击而经受着身体的伤痛、心灵的摧残、情感的麻木以及理想的堙灭.这场围城的内外,所有人物都因这座城而陷入绝望.

充满理想主义的青年学生梁克斯,在理想召唤下,盲目进入敢死队,困在城门下,目睹救援同志的一批批死去,无望地等待着死亡的到来,体会到“你的好心不一定就能办成好事,你的生死不一定就得你自己决定.他现在才知这世上的事情,远比他想象的复杂和幽深,就像这黑夜沉沉中,你根本辨不清形状和色彩,也不知高坡和洼地,你根本不知道哪里是美哪里是丑,也无从了解它们的秘密.你一切都看不清楚.他原本想为革命作贡献,反而对革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他为自己的冲动和鲁莽深深后悔自责.他怀着热烈的情怀参加革命,迎接他的竟然是如此惨烈的结局,其人生原来这般失败.”[8]理想主义的方向感被惨烈的死亡掩盖和嘲讽;悲观厌世的罗以南在梁克斯的激励下加入北伐军,却在经历了残酷的战争、无望地救援之后,重归心灵的放逐,“罗以南被郭文君的陈述吓得目瞪口呆,他原以为他所经历的,已是人间至惨至悲的事了,万没想到,在他所经历的时候,城里同样上演着这些人间的至悲至惨的事.洪佩珠跳井了;周晋城被炮弹打中;陈明武不知去向.还有他的叔雅,竟在中秋带孕结婚,出城时,被人群挤压摔倒,半路流产.而梁克斯所爱的阿兰,却被当革命党关押,日日遭人轮奸,现已疯癫不醒.”他喟叹“这是什么世道呀,这样打仗又是为什么呀?”.当他多年后以无智和尚和历史反革命身份再出现在武昌宾阳门时,那场惨绝人寰的围城之战,似乎显得那么无常而荒谬;守城的北洋军官马维甫,即使一名标准的军人,服从命令,不惜战死沙场,又充满人性.面对遍布城中的饿殍、杀戮、抢劫和强奸,他的良心受到巨大的折磨,徘徊在守城还是开城受降之间.终于在他钟情的表妹洪佩珠为了免受凌辱跳井自杀之后,他的精神世界崩塌了.然而,打开城门之后,他面临的则是多重的人性困境:“自己的这一生是何等失败,作为朋友,与他沙场共同进退的袁宗春战中受伤,他没有去救;作为男人,他全身心热爱的人却宁可爱一个软弱无能的书生也不爱他;作为亲人,他非但没有尽心全力保护他心爱的表妹,甚至连为她报仇的办法都没有;作为军人,他背叛多年提携他信任他的上司.他想要有友谊,想要有爱情,想要有忠诚,这些都是他一生所渴望追求的,但是他却无从选择,他唯能选择的却与他想要的这一切背道而驰.”正如他所说:“我来到这个世界,走上这条道路,我所做的任何选择,都是毁灭!”围城之后,武昌城逐渐变成人间地狱:看到在死亡母亲怀里继续吸奶的婴儿,看到带着三个头插草标的垂死女人,看到饿倒暴毙在吴妈脚下的高个男人等“沿街的死人越来越多,城里的家犬野狗,穴中蛇鼠,湖蛙河鱼,甚至皮鞋皮箱,罗掘具穷,全被吃尽.每天都有人走到紫阳湖边,伫立片刻,然后纵身跃入,开始还有人打捞尸体,跳得多了,人们也倦了.躺在湖底,比捞上岸来,似乎更好,因为岸上已经没有埋葬死人的地方,活人们甚至开始后悔,后悔没能早死.死成这样,谁又敢死 活不下去,又不敢死,疯子便多起来”.十岁不到的孩子喜云,在经历无数的死亡之后,说“人都会死的.我看过好多人死,看够了,就不想哭.爹爹会死,没准儿明天我也会死,后天姐姐也会死.天天都在死人,哪能天天都哭呢?”“在我们村,我看见土匪把福生哥的脑袋砍下来,我还看见福生他娘自杀的尸身,我没做噩梦!喜云说这话时,脸上没有丝毫惧怕,十分平静!马维甫心里微吃一惊!喜云说:马叔,你害怕么?马维甫说:是呀,我害怕! 我害怕死亡! 喜云笑了,说:怎么会?不是天天都有人被打死吗?我们坐船时,岸上有土匪追船,枪放的好响,船帮上一下死了好几个!有个人就死在我弟喜子脚边,他领着喜子正看风景哩! ”当死亡和杀戮已经在人的心灵中失去了其恐怖性之后,人性的戕害又是何等的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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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来看,刘醒龙和方方的历史叙事似乎差异很大,没有交集.前者的写作,是为了对抗一种已经形成强大力量的叙事范式,试图重构一种解释战争、杀戮和苦难的解释模式;而后者则放弃了对历史价值和目的论的追寻,直击战争和乱世之中的人性困境.然而,究其实质,他们都是在诉诸民间社会的实际生活历程、底层民众的切实情感和生命经验的基础上来重构历史,以让现代性转型的历史从抽象概念掩盖下释放出来,开启一扇真挚的情感之门,让读者直接感受战争、苦难、死亡和情感的真切遭遇.惟其如此,人们方能对这段血腥和暴力的历程充满警惕,对历史的迷雾保持足够的洞见,对人性的善恶和嬗变保持足够的警醒.无论是大别山下的天门口小镇,还是已经拆除的武昌城,剔除了历史目的论和乌托邦追求的幻影之后,我们看到的就是众生在历史的围困中的人性挣扎.“这年之后,武昌从此无城”.然而,现代转型之中的历史城墙,我们穿过去了吗?天道轮转中的无尽苦难和争战,如何救赎平凡世人所经历的心灵戕害?刘醒龙和方方让我们以不同方式记住这段历程,却为我们敞开了不同的记忆模式.

注释:

[1](英)福斯特著:《福斯特读本·小说面面观》,冯涛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2] 周新民:《“文学鄂军”的精神气质与艺术风度———1990 年代以来的湖北文学》,《小说评论》2007年第4 期.

[3] 刘醒龙:《圣天门口》(下卷)第10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4] 卜昌伟:《一份阵亡名单催生<, 武昌城>, 方方淡化战争写人性》,《京华时报》2011-11-21,第044 版.

[5]朱永良:《另一个比喻》,第158 页,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6] 王春林:《告别英雄主义的战争小说———评方方长篇小说<,武昌城>,》,《南方文坛》2011年第6期.

[7]方方:《武昌城·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年版.

[8]张德明:《隐秘与敞开:历史叙述的两个关键词———以方方<,武昌城>,为例》,《当代文坛》2012年第4期.

(本文为2014 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指导性项目《湖北文学创作与汉味文化品牌建设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4G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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