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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者!当代中国的“人文学”

导读:该文是人文学者论文范文,为你的写作提供相关参考。

人文学者的南极印象 视频 : 经典人文地理 1、★国外汉学2、★六看家乡潮汕一个人文学者的观察3、★“城市”怎样“阅读”——一个人文学者的追求困惑4、★村庄里的中国:城乡二元化结构中的“返乡”文学——近年人文学者的非虚构写作为例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100871)

当代中国的“人文学”,可以落实在大众传媒,也可以藏身于研究院;但毫无疑问,大学是其存在、延续以及发展的中心.大学里的人文学,其影响力往往溢出校园,扩张到整个社会;但反过来,人文学的生存处境,又是受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作为一个文学教授,生活在迅速转型的当代中国,面对诸多让你或悲或喜、亦惊亦叹的文化现象,张大嘴巴的同时,也不由得睁圆了眼睛,观察、记录、分析、考虑,甚至直接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在《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初版自序》(2003)中,我提及:“当初之所以‘越界’,撰文剖析‘当代中国’,不外想借此保持与当下文化建设‘不即不离’的联系.这一潜在动机,诱使我撰文时不避琐碎,尽可能多地保留感性数据,以便后来者得以从容地进入历史.这其实是我自己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及学术史的体会,‘立此存照’的精细描述,往往比不着边际的高头讲章,更能呈现历史的某一面相.”这一努力,起点是1993年初的《近百年中国精英文化的失落》②,那是为参加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文化中国展望:理念与实践”学术研讨会而作.十八年后,机缘凑合,又得以在香港中文大学谈论“亚洲的人文学”③,实在是感慨万端.

十八年间,在专业研究之外,关注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教育等,虽说所撰各文侧重点不同,但总的关切却是一以贯之,那就是探讨“人文学”在当代中国的命运.选择自家所撰十文,略加评说,既看急剧变化的当代中国,也谈自家的心路立场,希望借此分析近二十年中国大学的演进以及“人文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讨论在政治/经济迅速转型的当代中国,“人文学”如何在校园内外错综复杂的各种夹缝中挣扎、生存与发展.

《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1993)

此乃提交给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召开的“当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国家、社会与个人”国际学术研讨会(1993年6月11-15日)的论文,初刊《东方》创刊号(1993年10月),包括“人文学者的失落感”、“三个时期三种研究心态”、“文化人与学院派”、“重建学术自信”四个部分.关键是第一部分:先是“ 风波”导致言路堵塞,很多人噤若寒蝉;后有1992年开始的商品经济大潮,“使得知识分子群体迅速分化,形成不同的职业阶层及利益集团”.在我看来,当代中国学界之所以显得格外浮躁,很大程度根源于人文学者的自我调整:

人文学者由中心向边缘移动,并非始于今日;起码从科举制度取消那天起,这一大趋势就已经不可逆转.西方教育制度的引进以及赛先生的走红,使得“专门家”成为现代中国读书人的主要出路.自然科学家容易适应这一文化转型,人文学者则因研究对象的缘故,更多关注精神与价值,更能理解并继承传统士大夫忧国忧民的情怀.再加上从晚清的改良群治、“五四”的思想启蒙,一直到1980年代的 运动.意识形态争论始终是全民族关注的重点,肩负重任的人文学者因此来不及蜕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专家”,基本上保留传统士大夫的“抗议者”或“卫道者”姿态.近年市场经济迅猛发展,世人的观念日新月异.在“十亿人 ”的年代,精神文化的贬值实属必然,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也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怀疑.不愿困守书斋而又无力回天的人文学者,其失落感可想而知:政治权威的控制并没有放松,如今又加上民众的漠视以及自身经济地位的急剧下降.于是出现各种针锋相对的激烈言辞:有愤世嫉俗,大骂世道不公的;有顺应潮流,宣称“有本事下海,没本事闭嘴”的;也有眼不见心不烦,主张干脆“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有趣的是,争论者大都是人文学者,且基本上“君子动口不动手”.也就是说,真正感觉到文化危机、意识到自身角色转换艰难的,主要是人文学者.或许可以将其视为传统中国士大夫文化的最后一次挣扎——在以后的世界里,人文学者将逐渐习惯于站在“专家”而不是“国师”的立场发言.说到上世纪90年代初“人文学”在中国的迅速边缘化,有个细节不能忽视,那就是人文学者经济地位一落千丈.文中提及,按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当年北大教师薪水在北京市职工收入平均线以下;至于出租车司机收入,大约是北大教师的八倍.工学院、商学院的教授另有创收的高招,只有文学院教授特别窘迫.此文结尾,有几句自我表白,颇为悲壮,值得引述:“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十八年后看,三句大白话中,隐含着一代读书人艰辛的选择.三者之间互有联系,但并非逻辑推演;很大程度仍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挑战的一种“响应”——一种无可奈何但仍不乏进取之心的“回应”.

《老北大的故事》(1996)

此文完成于1996年10月8日,原是为《北大旧事》(陈平原、夏晓虹编,北京:三联书店,1998)撰写的前言,单独发表时,碰到很多挫折,原因是其中提及北大闹学潮的传统,有影射现实之嫌.文章终于在《读书》1997年4期、5期刊出,分别题为《“太学”传统——老北大的故事之一》、《校园里的“真精神”——老北大的故事之二》,收入拙著《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时,改题《校园里的真精神》.

文章提出一个问题:作为一所著名的综合大学,北大文、理、法三院各具特色,也各有千秋.可为何世人谈及“老北大”,记忆的基本上都是文学院的教授.说“北大的人才,以文科方面为最多”(北大物理系教授李书华语),这不符合实际.

有好几个因素,使得北大文学院的教授们尽领 .首先,北大之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主要在思想文化,而不是具体的科学成就;其次,人文学者的成果容易为大众所了解,即便在科学技术如日中天的当下,要讲知名度,依然文胜于理.再次,文学院学生擅长舞文弄墨,文章中多有关于任课教授的描述,使得其更加声名远扬.最后一点并非无关紧要:能够得到公众关注并且广泛传播的i不可能是学术史.而只能是“老北大的故事”.当大学作为一个整体被迫忆时,不可能局限在某个专业领域.常被北大人挂在嘴边的“我们北大”,所认同的,只能是一种精神气质,而非具体的专业知识.换句话说,放长视野,人文学者对于大学名誉、性格、传统的影响力,实在不容低估.若干年后,我再次撰文,提醒读者:别看眼下各大学普遍重实用轻理论、重理工轻人文,要讲“大学精神”,必定偏于人文学者.这样一来,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局面:谈科学管理的,动辄摆“数据”:讲人文修养的,则喜欢说“故事”——别看故事玄虚,故事里边有精神④.

《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2000)

为参加韩国全南大学主办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文研究”国际研讨会(2000年6月1日-4日),我撰写了《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此文初刊《学术界》2000年5期,有各种转载及节录流传.引两段文字,以见此文特色:

21世纪中国的人文研究,必将面临诸多挑战.这其中,有的是延续百年的文化转型,比如走向专门化过程中如何坚持知识分子立场,以及西方理论框架与传统学术资源的调适,有的是 十年代以来出现的新问题,比如大众传媒的迅速扩张与学院派姿态的紧张,重建学术规则的努力与超越规则自由驰骋的冲动.但更值得注意的,还是世纪末崛起、且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球的互联网(Intemet),其必将改变21世纪人类的生存方式及精神风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人文学者来说,“阅读”本身便是一门学问,远不只是找寻与论题相关的数据,更包含着体会、反省、怀疑、选择.成熟的学者,既有一目十行的“随便翻翻”,但更看重朱熹所说的“耸起精神,树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剑在后一般”的阅读.假如古人所追求的沉潜把玩、含英咀华,完全被吹着口哨的随意浏览所取代.那绝对不是好消息.资料公开且索取方便,“博闻强记”因而不再是成为第一流学者的主要条件.这一新局面的形成,使得研究中占有资料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而独立思考、怀疑精神、批判意识以及综合分析能力的培养,变得更为紧迫和重要.如何因应这一技术突变带来的思维方式的革新,值得人文学者认真思考.时过境迁,文中的技术指标及统计资料早已过时,但基本思路仍然可取:“我们的责任,不是表达对于‘网络’这个独领 的‘当代英雄,的赞赏或鄙夷,而是努力去理解、适应、转化,尽可能在趋利避害中重建新时代的精神、文化与学术.”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中文字幕)文学者の恋文歌ってみた 月葉

《大学三问》(2003)

此文初刊《书城》2003年7期,是针对2003年春夏之交北京大学“人事制度改革”的争论而写的.所谓“三问”,即:“人文有无用处”、“管理是否万能”、“榜样如何获得”.单看标题,就知道我的基本立场.不过,与其他批评者的冷嘲热讽不同,我对这方案虽有批评,但承认制定方案的初衷是好的,具体措施也有其合理性,只是整个操作过程出现问题.风波过后,我和校长交谈,提了三点意见.“第一,大学由三部分人组成:管理层、教授以及学生,这三部分人的利益及趣味是不一样的,假如只考虑管理层的需要,那事情肯定做不好.任何改革方案,出台前应尽可能多地与普通教授协商、沟通.表面上,这方案也征求了很多教授的意见,可那些教授都是身兼院长或各职能部门领导的.著名教授当了院长、部长之后,立场及趣味都会改变,更多地考虑如何加强管理,而不是发挥个性.第二,北大制定改革方案时,缺少人文学者的参与.你会说不对啊,我们找了好几位文科的代表.我的解释是,同属文科,人文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因知识背景、文化趣味以及经济利益等,有很大的差异,某些方面甚至是严重对立.第三,政策制定者过多地依赖美国经验,这是有问题的.必须兼及美国、日本、欧洲,以及传统中国大学的思路,否则,很容易水土不服.”⑤

关于“人文有无用处”,我的答案很简单:“所有的大学校长都会告诉你,有,而且很大.可我相信,几乎所有在大学工作、学习的人,都明显地感觉到最近二十年中国的人文学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科’,因社会科学’发展得很好)正迅速地边缘化.”原因很复杂,撇开社会的急功近利以及政府决策的偏差,当代中国人文学的困境,还与大学评价体系密不可分:

介入当下的社会改革,变化风气,影响思想学术,这种贡献,无法量化,却是现代大学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以为只有得大奖、评院士才是大学成功的标志,那可就大错特错了.精神文化上的努力,不只无法准确统计,更因其介入现实,申述正义,张扬 ,很可能得罪权贵,招人嫌恶.但这种独立思考、不断求索、勇于承担的精神传统,是当代中国大学所应该格外珍惜并努力承继的.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这些擅长怀疑与反省、喜欢“胡思乱想”的人文学者,不只没给大学“加分”,还“添乱”.可长远看,正是这些公共知识分子问心无愧的努力,使得大学充满生机与活力.当代中国,人文学属于“长线投资”,而且有风险,这就难怪大学校长纷纷表态“大力支持”,但往往难以落到实处.三年后,韩国延世大学主办“人文学的功用与大学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5月26-28日),指定我就北大人事制度改革发言,只好又“三问”了一番,没想到竟引起与会者很大的同情与响应.

《我看“大学生就业难”》(2004)

2004年春,我在法国教书,住巴黎国际大学城,接到紧急邀稿,连夜奋战,于是就有了这篇初刊《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年4期、后被多方转载的《我看“大学生就业难”》.撰文的背景是,经过几年连续扩招,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凸显,很多专家将其归咎于专业设置脱离经济建设主潮.此文带有论战性质,反对简单的“接轨说”(即根据市场需要设置专业),主张大学里的人文学,不仅不该削弱,而且应该加强.

大学扩招,专家们大都主张,应注意专业对口.这一点,我不无疑虑.如果原本就是以技能训练为中心,这样的学校,容易与就业市场对得上口;可又讲提高学术水平,又提瞄准市场需要,这“口”到底该怎么“对”?在我看来,与其在研究型大学里增设许多实用专业,弄得不伦不类,还不如放手一搏,相对脱离一时一地的就业市场.这里的基本假设是:社会需求瞬息万变,大学根本无法有效控制;专业设置过于追随市场,很容易变成明日黄花.学得姿势优美的屠龙术,没有用武之地,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强身健体.

在我看来,“上大学”不等于“找工作”,四年时间,能获得人文、社会或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加上很好的思维训练,这就够了.既然没有办法保证专业对口,何不选择海阔天空——了解社会,了解人类,学点文学,学点历史,陶冶情操,养 格,远比过早地进入职业培训,要有趣、也有用得多.

当初文章发表,好多人说很解气,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因为,学生们为了日后能赚大钱,还是涌向“热门专业”.可我坚信,照此路径,很多热门专业的毕业生将找不到工作.果不其然,2010年5月5日《文汇报》上有一篇《工商管理:“热门”专业风光不再》,说根据调查,十个失业率最高的专业包括工商管理、计算机、法学、英语、国际经济与贸易等“热门专业”.相反,像中文这样的长线专业,没有大红大紫,也不会大起大落.

《我的“八十年代”——答旅美作家查建英问》(2005)

2005年1月3日,我在家里接受旅美作家查建英的采访,访谈稿先刊《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6期,后收入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北京:三联书店,2006).谈及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学界的差别,我做了许多分析,其中有一点:

90年代的学术转型,跟社会科学在中国的迅速崛起有关.以前的“文化热”,基本上是人文学者在折腾;人文学有悠久的传统,其社会关怀与表达方式,比较容易得到认可.而进入90年代,一度被扼杀的社会科学,比如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重新得到发展,而且发展的劈头很猛.这些学科,直接面对社会现状,长袖善舞,发挥得很好,影响越来越大.这跟以前基本上是人文学者包打天下,大不相同.

对于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的活跃人物,我是充满敬意的;可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兴起,使得人文学者那种理想主义的、文人气很浓的、比较空疏的表达,受到了压抑,这本身有其合理性.整个中国社会及学界,都面临巨大的转型,众多训练良好的法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他们讨论具体的社会问题,明显比你人文学者专业、有效,而且深入.对于人文学者的喜欢使用“大字眼”,动辄“主义”,还有“理想”什么的,社会科学家并不买账.学界普遍质疑“宏大叙事”,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但也牵涉社会科学对人文学术的挑战.我说这是一种“进步”——可惜很多学人文的,不太愿意承认这一点.

《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2006)

2006年秋冬,我应邀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演讲,大都围绕“人文学”做文章.演讲稿综合整理出来,便是这篇刊于《现代中国》第九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的《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全文六部分,分别是“人文学之日渐边缘化”、“重建人文学的自信”、“以‘人’为中心的学问”、“两种读书策略”、“尚友古人’的好处”、“学者是怎么成为风景的”.因为是对大学生演讲,不免有“励志”以及传授“经验”的成分,亲切感有余,深刻性不够.文中再次提及:“社会科学在90年代中国的八面风光,是有其道理的.反而是人文学者因喜欢使用‘大字眼’,有时显得有些迂阔,大而无当,跟整个社会风气不太协调.”下面两段话,指向人文学者的志向与自律.

在一个正常社会,大学校园里有各种各样的人,适应社会及学界的各种需求.比如,有的人致力于建立精神的标杆,纯粹理想性质,不管你社会如何变,我都坚持自己的理念与立场,用我的眼光和趣味来衡量一切.没有这种毫不妥协的追求,社会发展会缺乏方向感;但反过来,只有这些,缺乏可操作性,社会没办法正常运作.因此,那些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地承担起改造中国重任的人物,同样值得尊敬.如果不避以偏概全的话,这大概是人文、社科两类学者所应该承担的不同责任.

人文学在大学里面日渐边缘化,处境比较尴尬.这个时候,有些人文学者为了拯救自己心爱的学科,也提升作为研究者的地位,使出了各种各样的花招.比如说,从事一些看起来很“有用”的工作.你们不是嫌我们人文学没用吗?不对,我们也有实际应用的能力,也能对国计民生产生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于是,大学里设立了专门的研究院,开展“人文奥运”工程.这种服务社会的热情,当然很好,可我不知道这个“有用化”的努力,会不会偏离了人文学所特有的对于价值、对于历史、对于精神、对于自由的认知.为了得到政府及社会的高度重视,拼命使自己显得“有用”,而将原来的根底掏空,这不但不能自救,还可能使人文学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如果说80年代中国的学术界太玄虚的话,那么,90年代的中国学界,在我看来,则未免太实际了.这个时时处处讲求“有用”的大趋势(以“服务国家大战略”相号召),扭曲了整个中国学界的工作目标及价值追求.对于人文学来说,从长远看,伤害远大于收益.

《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2007)

2007年8月15 -17日,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召开“放长眼,量宇内:展望思想中国的未来”(ThinkingAhead: Chinese Visions on a Planetary Scale)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提交了《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这篇初刊《学术月刊》2007年1 1期的论文,共分“日渐分裂的大学校园”、“大学扩招与‘国学热”’、“素质教育与通识课程”以及“学术工程与评审文化”四部分.文章细针密缝,资料相当丰富,不过,会议安排的讲评者叶晓青教授认为我太乐观了,她更喜欢我在《大学三问》中的说法.谈及“日渐分裂的大学校园”,文中有这么一段:

大学校园里,“无用”的人文学不如“有用”的社会科学吃香,普天之下,莫不如此.要说此举有什么“中国特色”,那就是中国文人曾经有过的“帝王师”梦想,如今正由社会科学家来实现.考虑到转型期中国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每回政府推出重大决策前,确实都曾征求专家们的意见(或请专家参与起草相关文件).问题在于,被纳入“思想库”或“智囊团”的,大体上都是社会科学家.至于人文学者,除非你已成功转型,作为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或各 党派的首脑,会在适当的时机被“征求意见”;否则的话,已不可能参与重大决策.今日中国的人文学者,基本上放弃了“治国平天下”的历史重任,唯有事后发发牢骚或表态支持的份了.必须说明的是,作为学科的“人文学”与作为个体的“人文学者”,二者之间既有联系,更有区别.所谓的“危机”以及“崛起”,主要指向整体环境,而不是个人选择.单就个人而言,像章太炎之“幼慕独行”,或者像鲁迅那样“荷戟独彷徨”,乃是其壁立千仞、特立独行的表征;身处边缘,遭遇患难,对其思考的深入以及著述的专精,不但不构成威胁,有时还是一种助力.因此,我关心的不是学科的”冷热”,而是如何学会在边缘处探索、自省、呐喊、突围.

换句话说,我以为人文学的真正危机,很可能不是其在大学中的地位相对下降,而是被教育主管部门按照工科或社会科学的模样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造.这种“阉割”,因有金钱作为诱饵,当事人没有任何痛苦,有可能还是自愿上钩、自觉上套.再也没有“不计成本”地“神游冥想”的苦行僧、独行侠或读书人,即便有,也早就被时代抛弃;放眼望去,“长安遒上”,万马奔腾,尘土飞扬,全都被纳入既定的发展轨道.经过这么一番“积极扶持”,大学里的人文学者,钱多了,气顺了,路也好走了.只是原本强调独立思考、注重个人品味、擅长沉潜把玩的“人文学”,如今变得平淡、僵硬、了无趣味,实在有点可惜.在我心目中,所谓“人文学”,必须是学问中有“人”,学问中有“文”,学问中有“精神”、有“趣味”.但在一个到处生机勃勃而又显得粗糙平庸的时代,谈论“精神超越”或“压在纸背的心情”,似乎有点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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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谈大学中文系》(2009)

2009年7月5日的《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头版发表关于我的专访,值得引述的是我谈“大学中文系的自我定位”:

中文系曾经那么辉煌,现在有点被边缘化,大家感慨万分,但不该被”悲情”所笼罩.在今天这么个喧嚣的时代,需要理解我们的真实处境和发展路向,有所坚持,也有所创新.我坚信,当眼下五光十色浮华侈靡的大幕退去,学术重归平静,人文学科应该是最能站得住的.大学作为一个知识共同体,需要专业技能,也需要文化理想.对于营建校园氛围、塑造大学风貌、体现精神价值,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文学科.这一点,我们不能妄自菲薄.当初《上海书评》发表此专访,本就有为北大中文系百年纪念“预热”的意味;因此,此专访应与下面的文章一并阅读.

《“中文教育”之百年沧桑——写在北大中文系百年诞辰之际》(2010)

此文初刊《文史知识》2010年10期,因有“纪念”意味,自然稍为“乐观”.文章这样描述人文学科的处境:

人文学被如此地边缘化,这是目前中国教育过分市场化的结果.等到国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那种将“求学”等同于“谋职”的趋势,会逐渐转变.整个社会弥漫着拜金主义,家长的期待、媒体的渲染、再加上大学的失职,导致学生选择专业时更多考虑毕业后的薪水(还不一定能实现),而很少坚持个人兴趣.我不敢提倡“安贫乐道”(确实有人勒紧裤带,只读自己喜欢的书,只走自己选择的路,但这不具普遍性),我想说的是,目前这种盲目追求“热门专业”,实在不可取.其实,这些年中文系学生的就业情况,远比外界想象的要好.

一开始,我以为是北大情况特殊,去年在杭州召开重点大学中文系主任会,发现好大学大都如此.这从招生也能看得很清楚.比如,今年我们在北京计划招收5人,可录取在线共有27人报考,最终录取了13人;还有,今年北大中文系总共招了4名各省市文科第一名(北京、新疆、内蒙古、云南),让很多人跌破眼镜.不是说第一名就比第二、第三好很多,那只是一个象征意义,代表社会上开始重新看好中文系.我在《中文百年,我们拿什么来纪念?》(《新京报》2010年10月9日)中稍做分析:成绩顶尖而愿意选择北大中文系的,大都是大城市的孩子(如北京、上海).什么原因?一是视野比较开阔,二是家庭相对富裕,故更多地考虑个人兴趣而不是就业前景.因此,我有个大胆判断:随着中国人日渐“小康”,中文系等人文学科,开始“触底反弹”了.当今世界,无论“语言”、“文学”,还是“历史”、“哲学”,都不可能成为门庭若市的“显学”;但这些人文学科正在逐渐走出低谷,有可能“贞下起元”,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关于中国大学问题,我出版过若干著述⑦,但从不敢标榜“胸有全局”或“客观公正”.我会事先声明:“这是一个大学教授(不是政府官员)、人文学者(不是经济学家)、从‘文化的观点’(不是‘经济的观点’或‘政治的观点’)来谈论作为一种组织形式的‘大学’.”⑧不要说政治立场,单是职业、学科、方法、文体等的差异,都直接影响我们谈论大学的视野与姿态.人文学者谈“人文学”,受自身立场及视野限制,很可能也因身在此山中而“不识庐山真面目”.

作为人文学者,我希望以建设者的姿态、批判性的眼光,来“直面惨淡的人生”.倘若有人认为文章结尾处过于“光明”,起码在主观上,并不是模仿鲁迅“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呐喊·自序》).当然,谈论当代中国人文学所面临的各种困境,还是为了寻求可能的生路与出路.即便稍嫌乐观一点,近乎自我鼓气,也未尝不可.

2010年10月9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

[责任编辑 余三定;责任校对杨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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