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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企业!检察机关服务非公企业

本文是一篇检察机关企业论文范文,可作为选题参考。

今年全市检察机关 重点开展非公企业预防职务犯罪宣传重庆新闻联播150508 视频 : 检察机关服务非公企业 1、★互联网协同服务新趋势2、★关于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权限的把握3、★《一曲微茫》精彩选摘

《检察机关保障和服务非公企业发展》课题组[ 课题组由华东政法大学和南通技术开发区检察院联合组成,课题组长:华东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应培礼教授和南通技术开发区检察院检察长邹建华;南通方面课题参加人:张傲冬(南通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副主任)、张达伟(南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张杰(南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办公室主任)、季吉如(南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科科长)、王维红(南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科副科长)、远桂宝(南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助理检察员).华东政法大学课题参加人:王永杰(教授)、陈邦达(博士)、吴波(博士)、王瑞山(副教授)、丁鹏(研究生)、许鹏飞(研究生)、吴凯(研究生);课题执笔人陈邦达博士.]

内容摘 要: 检察机关服务非公企业的探索是基层检察机关推行的改革举措,它是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的客观要求,也是政法机关服务大局意识的体现,它促进了非公企业发展体制机制的完善,克服了检察事后监督的不足.其具体措施包括:提高非公企业反腐倡廉建设的水平,增强非公企业自身发展的能力,提升防范综治的工作成效,通过建章立制、畅通渠道为非公企业发展提供服务.它是检察法律监督职能在服务社会发展领域的拓展,也是犯罪预防控制手段的延伸,符合检察权的内在要求.推行这项改革必须在“亲民”的同时防止权力寻租,维持法律监督的必要张力.

关键词: 检察机关服务非公企业;非公企业发展保障与服务;法律监督

检察机关服务非公企业发展是近年来一些地方基层人民检察院推行的改革举措,它通过发挥检察职能,防止非公企业人员违法犯罪,促进非公企业健康发展,充分体现检察机关服务大局的理念,是在传统检察职能之外积极探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有益尝试.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可见,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顺应当前时代发展的潮流.随着近年来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勃兴,以及检察社会监督权能的拓展,检察机关服务非公企业发展的实践也应运而生.这项制度创新依据何在,具体措施有哪些,执行效果怎样,如何客观评价,值得思考.

一、检察服务非公企业的依据

目前,江苏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正在推行检察机关服务非公企业的改革,它通过由检察机关发挥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职务犯罪预防等常规检察职能,并通过成立犯罪预防协会,组织法律服务志愿者为非公企业发展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等新型手段,为非公企业提供犯罪预防服务,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这项改革在实践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制度缘起具有多个方面的因素:

商丘 梁园区检察机关服务企业联系点揭牌仪式举行 视频时长:01:46 商丘 梁园区检察机关服务企业联系点揭牌仪式举行 播放:24158次 评论:8931人

(一)政策、法律依据

1.检察机关服务非公企业是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可见,保护非公企业发展成为检察机关一项服务大局的工作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是最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政治问题.”这为检察工作平等保护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指明了方向.首先,要坚持平等保护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履行检察职能,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其次,要充分认识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地位,切实增强、保障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围绕服务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大局,找准检察工作保障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人士成长的切入点,为非公有制的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再次,要树立平等理念,把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威作为检察服务大局的着力点,坚持诉讼权利和诉讼地位平等、法律适用和法律责任平等、法律保护和法律服务平等,主动适应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司法需求,依法保护非公有制企业产权和合法权益.

2.检察机关服务非公企业体现政法机关服务大局的意识

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不断提高政法机关服务大局的能力和水平,忠实履行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使命.”[《孟建柱:切实提高政法机关服务大局的能力和水平》,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1/21/c_1114078733.htm(2015年1月21日).]可见,当前政法机关除了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司法职责之外,还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坚持服务改革发展的稳定大局,在打击违法犯罪、化解社会矛盾各个方面狠下功夫,围绕经济建设的中心,服务改革发展的大局,保障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有条不紊的法治环境,只有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消除各种阻滞社会发展的障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才能得以实现.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制约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因素很多.检察机关必须找准服务社会发展的“契合点”和“落脚点”,才能不负“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使命.

检察机关服务企业:安徽检察机关与省属企业加强合作共防职务犯罪[安徽新闻联播]

(二)现实依据

1.解决非公企业发展中的体制机制不完善的问题

非公有制企业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由于企业内部管理、外部监督、人员法律意识等方面存在一定的薄弱环节,造成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法律保护不足,同时还滋生一些违法犯罪的现象.非公有制企业发展面临的一些制度瓶颈或者体制机制问题可归纳如下:一是缺乏法律的平等保护,在立法、司法过程中对公私存在差别,轻视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尽管中央文件在决策中明确提出公、私财产受到平等的保护,但是在实践操作层面中,这些文件的精神执行不到位,特别是对非公企业经济保护的条款不能落到实处.二是缺少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妨害公平竞争的最大阻力是行政干预,其后果是权力成为守护神,难以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南通市开发区为例,作为我国首批国家级开发区,该市近年来以“靠江、靠海、靠上海”的地理优势,吸引了大批投资者前往投资创业.非公企业在取得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守法用法、权益保护方面的隐患.比如,由于部分非公企业管理层人员的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较为薄弱,在资金管理、产品销售、商业秘密保护等环节缺乏有效监管;由于部分企业员工守法意识淡薄,一些企业内部盗窃、职务侵占、挪用资金、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问题还时有发生;由于当前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尚不顺畅,一些企业在遇到矛盾纠纷时,还不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予以处理,等等.据统计,2007至2012年五年内,南通市检察院办理的涉及非公企业的刑事案件约占该院办理的全部刑事案件数量60%以上.这些问题如不解决,将给企业效益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也对社会秩序带来不良的影响,给司法机关带来不小的办案资源耗费.

2.克服检察机关事后监督的局限

我国检察制度是从前苏联借鉴的,但经过自身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不同于前苏联检察体制的特殊性.我国《宪法》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能.基于法律监督职能的逻辑起点,检察机关在三大诉讼中又派生出不同的检察权能,对应体现为三大诉讼中涉及检察机关的权能,并通过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等方式进行非诉监督.但非诉监督的力量向来孱弱,起不到应有的刚性约束作用.前苏联、包括现在的俄罗斯检察机关存在“一般监督”的做法.例如,俄罗斯联邦检察机关通过履行法定的“一般监督”职能,对行政机关行政执法活动进行大量的日常检查工作,及时发现和消除了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许多行政违法行为,有效地预防和消除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产生的官民矛盾和纠纷,在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方面发挥着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 参见刘向文、王圭宇:《俄罗斯联邦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职能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第129-133页.]因为俄罗斯联邦检察机关非常重视履行“一般监督”职能,又有充足的人力配备,所以俄罗斯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活动进行日常检查工作,及时发现和消除行政执法机关的违法行为,有效预防和消除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产生的官民矛盾和纠纷,大大减少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发生.我国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根据当时国家法治发展的实际状况,确定我国检察制度的发展方向,取消了“一般监督”的职权,将检察机关的职权主要限定在司法活动或者诉讼活动之中.1989年《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行政检察监督也开始在行政诉讼中运用.《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检察职能是在刑事案件进入诉讼程序、进入检察环节之后,检察机关通过职务犯罪侦查活动进行干预.但这种活动是不是属于监督?这在理论界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因为我国的检察机关既是公诉机关,又是法律监督机关.即使把这一行为视为监督,其充其量也只是一种事后监督.这种事后监督的弊端是造成检察机关无法有效针对司法实践中反映的问题,及时、同步地开展监督,做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有鉴于此,南通检察院等部分地方人民检察院立足现行法律赋予检察权职能的基础,不断通过制度创新,将检察职能介入非公企业服务社会发展,依托机制化、常态化的工作体制,取得一定的成效,得到上级检察机关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与肯定.

二、检察机关服务非公企业的具体措施

(一)南通检察机关采取的具体措施

2012年7月,南通开发区检察院发起筹建全国首家非公企业预防犯罪协会——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非公企业预防犯罪协会.作为首批创始会员包括了区内60余家非公企业和协会聘请的20余名专家咨询团成员、高等院校的专家等人员.预防犯罪协会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引导和推动全区非公企业依法经营、诚信经营、远离犯罪,不断提升企业“防单位犯罪、防员工犯罪、防不法侵害”的能力.通过以协会为依托,南通检察机关采取的具体措施及其发挥的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提高非公企业反腐倡廉建设的整体水平

构建与非公企业相适应的教育、监督、制约并重的惩防体系,使反腐倡廉工作向非公企业拓展和延伸,消除反腐倡廉工作的盲点,从源头上杜绝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南通市检察院把以往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有机嫁接到非公企业,通过组织企业开展廉政教育、安排非公企业负责人同管理人员签订廉政承诺书、规范和健全有关监督制约机制、发展非公企业的清廉文化建设等形式,为非公企业提供法律服务.

2.改善法治环境,为非公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为给企业生产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协会从与企业生产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政法机关中聘请较深资历的专家,成立非公企业预防犯罪工作专家咨询团,长期为企业提供工商、税务、环保、海关、金融和劳动保障等方面的政策咨询和法律服务.协会通过聘任专业志愿者,借鉴香港廉政公署专职人员与社会义工协同工作模式,聘请来自律师界、企业界、司法界等领域的专业人士,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全方位的专业化服务.

3. 提升非公企业防范综治的工作成效

对涉及园区研发中心、标准厂房建设等重大工程项目开展零距离的监督.依托高等院校等社会力量组建法制宣讲团,在非公企业广泛开展预防犯罪法制宣讲活动,不断提高企业员工学法、守法的自觉性.同时,加强对非公企业推行普法宣传,通过案件分析、预防调查、预防咨询、检察建议、案件通报等形式,有针对性地指导非公企业管理层和员工加强自身防范,避免纠纷和诉讼的发生,有效减少和杜绝非公企业和员工的损害.

4. 建章立制,畅通渠道,为企业提供服务

在建章立制方面,围绕非公企业关注的问题,加强调查研究,完善配套制度.在畅通渠道方面,通过组织协会活动,搭建企业交流平台,促进非公企业合作与发展.创新“互联网+”模式,检察院门户网站设立专栏,建立协会微博、协会聊天群,公开协会邮箱,便利非公企业与协会的联系反馈,提升服务效果.建立融反腐倡廉、法制教育、预防犯罪等功能于一体的“非公企业法治教育基地”,开辟崭新的法治教育阵地.

5. 确保协会工作质量提升

通过开展法治教育、注重源头预防,指导企业通过合法途径与政府监管部门、市场交易合作对象打交道,有效预防企业以不正当手段办事,同时指导帮助企业解决办事难的问题,做到堵与疏结合.依托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制定实施细则为非公企业参与公共项目投标、考察应聘人员素质、检验对方单位资信提供查询服务.依托非公企业预防犯罪协会平台,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用于招投标、采购、信贷、商贸合作或谈判等方面.

(二)其他省市检察机关采取的措施

除了南通市检察院采取的上述具体措施以外,全国其他省市推行的检察机关服务非公企业发展的做法亦如火如荼,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其他地方检察机关采取的做法不一,取得的成效也不同.例如,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出台服务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提出加强对非公有制企业合法权益的平等保护等具体工作措施,要求该省检察机关要坚持把握全局,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服务改革发展的专业素质和工作能力.[ 贾富彬、唐琳:《山东检察机关推出30条措施服务非公企业》,载《检察日报》2014年4月26日. http://news.jcrb.com/jxsw/201404/t20140426_1382147.html]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则主要由该院民行检察部门加强对涉及非公企业债务纠纷、知识产权维权等申诉案件的办理,对非公企业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的案件,依法通过抗诉等方式开展法律监督,维护非公有制企业合法权益,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韩兵、王功杰:《黑龙江省检察机关发挥民行职能 服务非公企业》,载正义网:http://www.jcrb.com/procuratorate/highlights/201208/t20120809_923996.html(2012年8月9日)]在上海,部分检察机关也推行服务非公企业的举措.例如,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制作《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备忘录》,通过对近年来办理的经济类案件进行分析,梳理出涉及非公企业的刑事法律风险点,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为企业建立健全刑事法律风险防范机制提供参考.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检察院根据园区企业需要,以“预防职务犯罪·共建廉洁社会”为主题,推进“微信预防”工作,受到企业的好评.

三、检察服务非公企业实践的评价

(一)效果评价

检察机关服务非公企业的探索实现预防非公企业违法犯罪之目的.江苏省南通市作为全国首批国家级开发区,在近年来经济蓬勃发展,非公有制企业处于急剧增长态势.据统计,目前全区拥有6000多家企业中,私营、外资、个体等各类非公企业占99.5%以上,可见,非公企业已经成为该区经济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部分非公企业法律意识与风险防范意识较为薄弱,在资金管理、产品销售、物资采购、商业秘密保护等重点环节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再加上企业职工中外来人口居多,人员构成较为复杂,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因此,这部分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容易上当受骗,企业内部侵占、挪用、商业秘密侵犯等违法犯罪现象时有发生,给非公企业的效益带来了不必要的损失.此外,由于受不良风气的影响,一些非公企业在利益驱使下,还通过违法违规手段获取利益,求得发展,引发商业贿赂、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不仅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还极大地损害了诚实信用、公平公正的商业环境.通过检察院牵头组建非公企业预防犯罪协会组织,在工作中引导和推动非公企业依法经营、提升企业预防犯罪的能力.实践表明,检察机关服务非公企业改革推行以来,非公企业违法犯罪的数量有了显著的减少,企业内部矛盾纠纷的案件也有了明显的下降,一些获得帮助的企业对这项改革创新给予良好的评价,并且地方基层检察机关推行的相关改革举措也得到上级检察机关、政法部门领导的支持和肯定.

(二)法理评价

1.机关服务非公企业是检察法律监督职能在服务社会发展领域的拓展

《宪法》赋予人民检察院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根据《宪法》赋予的权限,在刑事诉讼领域,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通常分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四个方面.这种分类主要依据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检察权能的具体体现.以往,人们只从刑事诉讼职能来理解和限定检察院法律监督职能,从而造成检察权作用空间的局限性.但检察机关除了在刑事诉讼领域发挥监督职能之外,还包括民事检察监督、行政检察监督,乃至行政执法活动中也发挥着监督职能.我们认为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既包括诉讼内监督,也包括诉讼外监督,相比较之下,检察机关对非公企业的监督更多的是通过诉讼外的监督来实现的.

2.检察机关服务非公企业符合检察权具有行政属性的内在要求

检察机关具有行政权的特征,使检察机关服务非公企业的实践符合检察权运行的客观规律.有关检察权的性质,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可归纳为行政权说、司法权说、法律监督权说几种类型.行政权说的观点认为,检察权就是行政权,认为检察机关的组织体制和行动原则具有行政权的主动性、非终局性、上命下从等特征.[ 陈卫东教授认为:司法权的本质属性与行政权相比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即终局性、中立性、独立性、消极被动性.如果从这四个方面看,检察权在诉讼中并不具备司法权的基本特征.参见陈卫东:《转型与变革:中国检察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另外,支持该观点的理由还包括:按照西方法治国家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基本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检察机关是政府在诉讼中的代言人,是代表第二权(行政权)对第三权实施监督制衡的机关.[ 我们认为以“三权分立”为依据的理由是牵强的,它是基于西方法治国家“三权分立”架构下国家权力非此即彼、对号入座的简单判断.]司法权说的观点认为,检察院具有适用法律对案件做出处理的权力,即具有将法律适用于案件的属性,符合“司法”一词的语意.检察院有权对案件做出不起诉的决定,一旦被检察院做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即不进入诉讼程序.因此,检察院不起诉的权力具有司法权的实体效果.[ 龙宗智:《论检察权的性质与检察机关的改革》,载《法学》1999年第10期.]法律监督权说的观点认为,司法属性和行政属性都只是检察权的兼有特征和局部特征,法律监督才是检察权的本质特点.[ 谢鹏程:《论检察权的性质》,载《法学》2000年第2期.]

由于我国检察制度借鉴于前苏联,加上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一府两院的制度与前苏联的不同,造成我国检察制度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并且世界法治国家对检察机关并未形成统一的做法,检察机关是个尚未成形的机关.因此,检察权本质属性长期以来存在理论争议.然而,不管主流观点将检察权定性为何种权能,从实然的角度分析,检察权在运行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具备一定的行政性特质.这一点我们从检察机关的特点可发现一些依据.首先,检察机关具有上命下从的特征.这在刑事诉讼中尤为明显,上级检察机关可以承办下级检察机关承办的案件就是行政属性的体现.其次,检察机关检察长的产生需要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实行选举制,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地方各级检察院检察长实行选举和任命相结合的制度,即检察长在选出或罢免后要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大常委会批准.这种批准任免制度体现了一定的行政性特质.再次,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活动具有行政性的特征.因此,我国检察机关具有行政化的特征.尽管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司法领域内去行政化”作为司法改革的着力点,但这里的“去行政化”并不意味着从根本上否定检察机关具有行政性特质的事实.[ 参见李乐平:《准确把握检察权“去行政化”的内涵》,载《检察日报》2015年4月3日,第03版.]“去行政化”只是针对检察权内部管理的行政化色彩过于强烈的现状提出的改革方向,保证检察机关在办理刑事司法职能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能够排除外界的干预.正因为检察权具有行政属性的基本特征,所以在服务非公企业过程中就表现出行政权的主动性、执行性特征.

3.检察机关服务非公企业发展是犯罪预防控制手段“触角”的延伸

检察机关传统的监督方式是一种事后监督的做法,在三大诉讼中均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监督功能.例如,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正是通过启动刑事诉讼活动中职务犯罪侦查,通过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审判监督、执行监督等方式行使诉讼职能,而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检察机关主要是通过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而达到纠错的目的.我们认为上述传统的检察职能均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其作用的发挥往往必须等到违法犯罪行为已经发生,无法通过诉讼监督的替代措施做到防患于未然.正因为如此,随着检察基础理论的完善,我国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日趋多元化,监督的理念有所转变.诚如汤维建教授所言:“检察机关监督功能在传统上是一元化为特征的,就是单纯的纠错.检察监督的纠错功能固然是有的,但如果局限于此,显然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最终将窒息检察监督制度向前发展的活力.”[ 参见汤维建:《民事检察法理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页.]应当说,三大诉讼法对于检察监督制度提出的功能要求就是这种“一元化”的要求,这反映了诉讼法制定之时,立法受到传统理念的局限.然而,近年来为了满足司法现状的需求,检察监督的实践并未受此绝对制约,相反,它在制度功能方面进行了与时俱进地开拓,从而实现了由“一元化”到“多元化”、由封闭性到开放性以及由诉讼领域到全部社会领域的转变.概而言之,现代刑事、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功能体系除了纠错外,还包括矛盾化解功能、社会监督功能.检察建议等监督方式负载了这种新型功能.[ 参见汤维建:《民事检察法理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4年版,第27页.]

检察机关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根深蒂固地形成一套单一的思维方式和法律评价标准已越来越难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据此,要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服务和保障,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首先,要从片面理解对法律实施监督转变成为充分运用法律监督职能,为非公有制经济服务的观念.在过去,一提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检察机关打击犯罪的职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逐步认识到检察监督的职能必须服务于经济建设的主旋律,所办的各类案件都要注重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其次,要从过去单一打击的旧观念转变成打防并举的新观念.打击犯罪是服务非公企业的一种方式,但打击犯罪不完全等同于服务.因此,在执法理念上要解除就案办案、孤立办案的单纯业务观念和机械被动的执法观念.要紧密结合检察职能,把打击、预防、服务有机结合.既要防止以打击代替服务或把打击作为唯一的服务,又防止离开检察职能单纯为服务而服务的倾向.通过打防结合,大力开展预防工作,使检察机关服务非公企业经济发展得以顺利开展.

四、进一步的探讨与建言

检察机关服务非公企业是检察权在传统职能之外介入社会治理领域的必要拓展,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检察院在服务非公企业中相较于行政管理机关而言优势何在?我们认为,检察队伍服务非公企业相较于行政管理机关的优势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检察机关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优势.作为公诉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具有更为专业的法律学养和诉讼实践积累,从而能够有效防止非公企业负责人、职工违法犯罪的发生.其次,检察机关具备法律监督者所秉持的中立地位.检察机关相较于行政执法机关而言,其在服务非公企业发展方面具有超然中立的立场.而行政管理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与非公企业形成纵向法律关系,实践中有的行政管理部门在执法中对企业进行处罚,一旦检察机关发现处罚不当就会通过检察建议的方式提出纠正,从而保护非公企业的合法权益.[ 参见徐恒才:《“四位一体”服务非公经济》,载《检察日报》2014年9月10日,第11版.]再次,检察机关具有相对充足的办案资源优势.例如,检察院掌握行贿犯罪档案的信息,可供非公企业提供查询服务;同时检察院还可根据某个阶段社会突发的违法犯罪案件总结治安防范经验,以检察建议的方式为非公企业提出完善制度的建言,防止企业蒙受不法侵害.

也许还有人会顾虑,检察机关服务非公企业是否会造成检察人员过于“亲民”而滋生权力“寻租”的腐败现象?他们担忧的是办案人员在服务非公企业过程中,容易受到少数私营企业主不法请求的影响,造成检察机关打击犯罪不力的后果.这种担忧虽然可以理解,但完全可以通过规范运作避免危害.因为,检察机关服务非公企业是立足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基本前提,并通过责任追究机制确保制度贯彻执行到位,杜绝违法犯罪.检察机关服务非公企业必须把握一个正确的方向,就是对“法律服务”和“法外求情”之间进行严格的界分,服务非公企业是体现“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理念,对非公企业提供的任何帮助都是在合法的前提下进行.如果非公企业业主企图通过不法手段获取利益的,一旦发现这种违法犯罪的苗头,检察机关必须坚决打击犯罪,绝不姑息.因此,检察机关服务非公企业必须从源头上切断检察人员与非公企业之间的利益链条.对于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提出的不合理、不合法的要求,非公有制企业有权拒绝并及时向本级或上级检察机关反映,注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工商联及商会工作人员中选聘人民监督员,听取非公有制经济界的声音.

还有部分公众担忧检察机关服务与非公企业形成的法律监督关系缺乏必要的张力.他们认为,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其在刑事诉讼活动承担着国家公诉人和法律监督者的职责,因此检察机关服务非公企业必须把握一定的度,防止法律监督关系缺乏必要的张力.这种考虑是必要的,值得检察机关认真思考.正确区分非公企业合法正当行为与违法犯罪行为之间的界限,是协调检察机关服务非公企业功能与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关键.首先,检察机关内部分工可以实现服务非公企业与法律监督并行不悖.承担公诉和法律监督职能的部门主要是公诉部门、侦监部门、自侦部门,而承担非公企业法律服务的部门主要是民行检察部门,因此通过检察人员的分类管理可以实现内部的分工与权力制衡.其次,检察机关服务非公企业必须掌握分寸,检察机关服务非公企业不能参与到非公企业经营活动中,否则就会僭越检察机关的职能权限.

结论

检察机关服务非公企业的实践是当前人民检察院贯彻落实政法部门服务大局的职责、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大背景下推行的改革举措,它是对检察机关如何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驾护航做出的思考和探索,是对新时期如何拓展检察职能,参与社会治理做出的一种积极尝试.实践表明,这项制度对预防非公企业犯罪、化解企业内部矛盾纠纷、保护非公经济发展具有良好的成效.当然,由于这项制度是地方基层检察院先行先试的改革,它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亟待探索的空白领域,需要对检察权基础理论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同时,为了恪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者的职责,维护打击犯罪、伸张正义的国家公诉人形象,必须在服务非公企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切断权力“寻租”的利益链条,保持法律监督权威赖以树立的制度张力.这些问题都向今后的实践提出进一步的探索和更为深入的理论思考.唯此,检察机关服务非公企业才可能成为经过实践检验的制度,在立法、司法层面得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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